高风亮节  金声玉振

--纪念梁潄溟 费孝通先生

徐  基

梁潄溟与费孝通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学者，学习的楷模。两位老先生，我都无缘谋面，是间接知道他们的，但印象颇好而深刻。今做此文以为纪念。

一、“高风亮节”的梁潄溟先生

我先听到的是梁老，就从梁老说起。那还是我刚跨入大学校门不久。他自学成才，但让他最先成名的，不是我们今天上下乐道的国学科，也不在大家熟知的自然科学方面，而是在听来颇感辽远的、真正是冷门的印度佛学—比我选修的考古学还要孤冷的。上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他没有新式的学历，却在24岁上(先生自称是在25岁，大约是国人说的习惯岁“虚岁”了)，被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发现，并特聘为哲学系讲师，专讲《印度哲学》(后又开《唯识学》等课)。未久，他又在多地讲授、并发表了被他称做“生平第二本专着，…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张考卷” 的着名文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从此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人物。后来我有感于梁老人生道路的漫漫崎岖和学术见解的老到，又断续地阅读了些相关的书，对他人格魅力产生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了。

在上个世纪的最初三十年，当学术界还彷徨在全盘西化，还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十字路口时，梁先生“怀天下之大任”，毅然放弃早年归心的佛法，转而研讨儒学并紧扣当时国情，开展了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遂写出上述大作，以透彻的中、印、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而轰动学术界。他坚持认为，应在“古来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明—科学与民主，重新设计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梁老的可贵之处，与当时为数不多的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一样，在于理论上认识探讨之后，紧跟上去的是实践行动。如早期投身实业救国的张謇，后来以教育救国闻名的陶行知等是；在历史-考古学界也有几个着名人物，如傅斯年、李济、梁思成先生等，都没停留在口头探讨中、西文化之孰优孰劣，而是抱定“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信念，分别为中国开拓出考古学、古建筑学两大领域。梁老则怀揣一颗济世救民的赤子之心，先参加同盟会，后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乡村建设派”同仁，在河南、山东的农村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全身心地投入到“村治”的尝试中。从最基层而又有广大意义上的农村革新开始，他(们)想据此调整农村基层体制、改变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探索一条改造旧中国和强盛中华的道路。这种改良思想和实践，虽带有主观理想主义的成分，且受到军阀统治的操控和日本侵华的干扰破坏，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十来年，他都不曾放弃，拯救民众于水火的思想不可谓不专一；据称，仅在山东邹平县“办学”的六年间，即培养出二千四百余人的行政骨干和科技种田人才，并由此扩展，又建立卫生院和乡农学校，惠及邹平、菏泽数万百姓，成绩不谓不大。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真可谓风雨如磐，鸡鸣不已。梁老怀着满腔热忱，与一些爱国志士，为筹建中国民主同盟，重庆—香港，他奔走呼号最为卖力，功劳至大，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蒋家王朝，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直至“四清文革时期”，梁老都站在以阶级斗争论为“公理”的对立面，遂使梁老的传奇人生又有升级。他那“争名好胜”、“惟理是从”、“轻不认输”的中国士人性格，表现得更为强烈。他公然敢与一国之尊、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主席理论，轰动学、政两界。七十年代初，梁老更是不买大野心家江青等人的账，竟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中为孔子辩诬，而且是在中央政协委员的大会上，做了长达八小时的、畅快淋漓的“发言”-这犹如他当年在北大“可容千人的室内操场中”，讲座《宗教问题》的情景，“从早八点多开始 ， …待结束时已日落西山”。当然，待遇和结果大不相同。后者是“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前者却遭到多个委员的不公正的、或属“违心”的围攻，而他却矢志不移，“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 ”(张中行先生语)。让人更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能利用会议间歇的几十分钟，在大厅里以演练太极拳消除疲劳，净化思想，显示出对那些无理指责的不屑，彰显着梁老有理走遍天下的胆识和从容淡定的心态。

再后来，是他对亦师生亦知友的冯友兰先生，在文革中“谄媚江青”(梁老致冯先生信中语)的表现而不依不饶；两位鸿儒级的老人书信往还，唇枪舌剑中暗伏求和之心，终以冯先生于1985年冬的登门拜访而释怀，握手言欢。

梁老的脾气是倔了一些而已，或许有些少的自负，但他讲理，也还是谦虚的。如蔡校长请他到北大讲课时，他是当面一再推辞过的。事后他说：起初“我总不敢承当。直至蔡校长讲到‘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到一起，共同研究，……你把到北大当作共同来学习好了’，我才就此确定下来”。而在北大六年的时间里，他能发自肺腑地称颂师生间“彼此质疑，互相问难”、兼容并包的学习氛围，也说明他并不孤傲。

我敬佩梁老的人格、学识。他情系民族的兴衰、传统文化的发扬，他追求真理，对关乎国家安危和百姓安居的大是大非，敢言坚持。我们从他1979年10月的自撰联中可以看到这种情怀和抱负：“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设身处地地说，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人治社会里，梁先生政治上是幼稚了些；张中行先生说，他是个“不隐蔽的孔子的门徒，”他的“愚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而这正显示他性情的朴实和纯真。实事求是地讲，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坦诚地、极为负责任地参政议政了；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人和扞卫者，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最为难得的诤友。我想，梁老的人格，可用“高风亮节”四字概括吧。我们要学习他，人民不会忘记他!

二、“金声玉振”的费孝通先生

我知道费老较之梁老要晚二年。那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1962年春。不是听到，是直接从刊物上看到的，但又不是因为他在社会学科的贡献，而是那篇文章与我的专业有直接联系。后来费老屡有文章涉及考古学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我由此了解到他对社会学和当前热门讨论的传统文化等的深刻认识，可以说那都是有大家风范的、高屋建瓴式的见解和观点。

费先生是多才多艺的一位学人。从专业上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学，他无所不通；在工作上，工业、农业、经济、城镇建设，乃至宏观、微观的社会发展，无所不涉：他重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因而“有些论点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费老语)。如果可以从一个学者的视角说话，费老的主业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话，那我作为后学，从事人类学的分枝考古学，也算是与费老有了相通的专业和语境。这，真的是说来话长了。在我读大学学习考古学的时候，国内文物考古类书籍极少，唯一的一册由国内学者裴文中、吴汝康、宿白等名家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的知识性和技术性读物-《考古学基础》，被当作提倡“白专”和马列毛理论意识淡薄等，未经上市便遭封杀——我的姐夫潘，在国家科委工作，他从仓库角落的书堆里抽出一册送我，写有题签，现如今这本书大约得是善本、孤本书了。剩下的，就只有《考古通讯》(双月刊)和《文物参考资料》两种小而薄的杂志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费老在《考古通讯》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民族调查和有关文物保护的文章。文中，费老提出民族调查要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观点，很有见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费老着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文发表，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因为在稍前一些时间，我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从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角度，也提出一个多元一体的远古文化格局的观点。两位世纪老人的学术观点不谋而合，令人惊叹。邻近世纪之交，费老认为，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之际，我们应该“进行文化自觉”，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发扬光大，以迎接世界范围的多元一体。于是，他率先提出“玉文化”的研究命题，认为玉器成为“礼”和“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是我国优秀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本质部分，“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说，我认识费老经历了三个时段；是否也可以说，是费老在对待和使用考古材料方面，有逐步提升的三个阶段呢？反正，近半个世纪来，我对费老的认识过程是逐步的，由少到多，由浅而逐步深化的，也是读费老的文章，使我的学识得到了一次次提升。下面就此做稍微细致的介绍和探讨。

(一) 大家都知道，费老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即从事民族调查(广西大瑶山)和民族学研究了。大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体认到考古学对于民族学研究支持的力量。因此，在十数年后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筹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参加的“中央广西访问团”中，有考古学家尹达和曾昭燏两位先生同行，感到特别高兴，以为沿途解决考古资料有了依靠。他们在滇池边走了一圈，边走边讨论，考察，探讨的结论是：“不同民族可以融合起来，团结成为一体”。随后，费老受命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建“民族学系”，直接从事民族学研究和教学，并连续发表了两篇与考古学直接相关的论文。一篇叫《开展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见《考古通讯》1956年第2 期)。在这篇文章里，费老提出几个至今发人深思、具有极大学术价值的问题。分析、归纳如下：1. 云贵桂川地区民族构成及其历史成因问题；2. 古越族与考古发现的印纹硬陶和有肩石斧的关系；3. 西南地区铜器文化的始年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4. 要揭示和说明黄河流域存在的“几个文化系统的分布、交替和影响”问题；5. 他郑重指出，考古学必须与古史传说、民族学、语言学、人类体型和文字材料等多方面结合，而对“有些考古学者甚至不很愿意和古代历史记载联系起来，我是不很同情这种态度的”；6. 为此，费老在文章的开篇，即从民族学的角度发出呼吁：“向各位研究考古学的朋友们提出一些请求，……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多多帮助”。

这些问题，能在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不久即予以提出，是很有见地的，显示了费老对考古学学术价值的深刻了解。有些问题，也确实为后来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所认同和解决，如上述第1、2、3、6题；有些现象则确实存在而至今未能解决好，如上述第4、5两项。这里尤其要再提4、5两个问题。费老认为，不如此，“就限制了发挥考古学在解决历史问题上的作用，因为人类文化不可能全部在地下保存下来”，而民族学在这方面可成为考古学的有力助手。事实确实如此。如考古发现的河南下王岗长达百米的仰韶文化“长房”，时在距今5.5千年前后，如何认识？单凭考古学很难解释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处在母系社会末期的云南基诺人、景颇人，以至美国印第安人(塞内卡部)都住过这样的长房。是民族学给了我们重要的参照和提示。再如，史前的考古发现，几乎是陶器的世界，这些距今四五千年至万年前的陶器(片)，是怎样生产和逐步改进生产工艺的？民族学调查表明，解放初期纳西人、佤族仍在使用“裸烧”法制陶。她们在“慢轮”制坯成形后，用“裸烧”法(平地堆土培稻稭)烧制成器；后来才用“快轮”拉坯成形-这便在陶器上留下一圈圈轮线纹。又是纳西、佤族人的现身说法，使考古人走出迷惘，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如此，还有更重要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身为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教授，在“教学改革”中受到冲击。学生批判老师，说讲课(考古)“见物不见人”。先生思之良久，后来即明确提出：考古-历史-民族学三结合，以探讨中国古文化的进程，“考古应透过遗存(陶片、石器等)，想到它们背后的人”，并“根据实物，还原历史”。这一认识，与费老的批评是一致的。

随后，费老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说事较为具体的《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见《考古通讯》1957年第3 期)。在这篇文章里，费老记述了在云南大理、剑川等八县所做的民族学察访。论题中用了“访”字，点出了费老做学问的方法论。他说的“访”，包括查阅地方志书、询访父老，从掌故中，找到去哪里和察访哪些内容的线索。我以为，当前全国范围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乃至一切的“民意调查”，都应该有这种精神，用这种方法。

费老的察访，取得了哪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呢？简言之，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地上历史文物，这包括元、明以来的墓碑，石窑寺艺术和木雕，另外还有民间文献中的家谱、书信、契约和经卷等。费老的研究文论不长，但却切中要害。如他由至元四年(1338年)的杨和胜火葬墓，“未见棺葬”，推测到二者的不同，可能是“鸟蛮和白蛮的区(族)别之一；从石刻、塑像服式和仪式图像中，找出文献(蛮书)记载中头囊“雉翣”和头盔上猫牛尾的具体(对应)形象；从剑川甸尾村本主庙的护甸神，识出了清朝初年白族人的穿戴服饰。这，都是很有价值的发现和推论。

另一个是地下文物。费老先后踏访和采集到大理地区(坝子、孔明洞等)的磨光石斧、穿孔石刀；在南昭的白王城、大理古城址，采集到和“汉字不同的”南诏国的有字瓦片和碎砖，其中记着“高氏”和“段氏”字样的，他认为是大理国的统治者。上述的一系列发现(采集物)他都交由地方文化部门保管，而凤仪董氏的两大柜经卷，他“随手拾来”，就见有宋刻和元刻本。对这些白族语言的重要资料，则“均交昆明云南省图书馆”，体现着一个学者的良好学风和责任。

在此次初步察访中，费老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原说有些文物已保护了的，但到得实地后，却已不见保存了。如大理喜州中央皇帝庙内的元世祖雕像，剑川龙门邑村本主庙内的木雕等，“均已不知去向”。而巍山，邓州收购站两个元明时代的大铜钟，“如迟些日子去，也就成废铜回炉了”。二是，当地文保部门，和专业人才的建设与培养未能跟上。有鉴于此，费老建议：民族-考古学、社会学的科研工作，应该是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和各民族的群众结合起来，共同保护、搜集和研究。因为人民群众关切自己民族的历史，而相关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也离不开他们。费老的这些见解，至今有现实意义。让费老感到欣慰的是，事后不久，云南即有几个自治州相继成立了民族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和博物馆。近据《中国文物报》(5.1)载：2006年动工、投资2.5亿元新建的“广西民族博物馆”，以“西部记忆-西部五省(区)民族历史瑰宝展”为主题的大展，于4月30日上午正式对外免费开放，观众踊跃。又该报4 月29日载文：“20年前，中央民族大学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就曾呼吁建立民族古文字博物馆，……终于2006年正式命名为《中国民族古文字陈列馆》，并列为重点工程建设”，今已征集到近20个民族的30多样古文字材料。费老呕心沥血长达半个多世纪，筹建民院，讲课授徒于民院(后更名民族大学)，以及他时刻关心的民族文博事业有如此之壮大发展，若地下有知，定然含笑九泉。

(二) 1978年，史无前例的那场劫难性文化大革命，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极左路线得到清算，科学的春天裹挟着料峭寒意到来了。先是考古学界的苏秉琦先生，于1979年4月在第一届考古学会西安年会上，首次在全国六大地区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着名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方法论；随后受邀于民族学院的课堂上，尤其是在1986年10月的兴城座谈会上，他又明确指出：区系类型理论，回答了中华56个民族是如何结合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他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的命题，使我们更深一层的看到中国古文化的特点，也使“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成为可能。

未久，1988年8月22日，费老总结近半个世纪对民族学的研究，也结出了丰硕成果。这就是他洋洋二万言的鸿篇巨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正式发表。在这个长篇里，对中国的古老文化，费老从人类学、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上追根溯源，归纳出中华古代文化的多元性；再从地理分布、经济(作物)类型上看各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从中看到并指出各民族(包括中原地区)在交往中互补，融合的社会现象；最后从各民族的族源及其流徙上考察，认识到她们是动态发展的。三者结合，归纳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及其特点。其论述缜密、意义重大，对于了解各民族的历史进程、增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有趣的是，两位老先生，从不同的专业，用各自的视角，写出了内容相似或相同的经典作品，是学术研究上的“殊途同归”，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我以为之所以如此巧合，是他们这一代社会学者肩负着神圣的历史责任，有个共同的信念，宿愿，即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发现材料，并与历史文献资料整合，重新书写“中国古代史”，“重建中国社会学”。大约因为两位先生许多观点一致，时光老人让他们在上个世纪末的一天坐到了一起。费老在2001年首届“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沈阳会议的开幕式上说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章发表后，民委于1990年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当时苏秉琦先生也出席了，苏先生根据考古学材料的研究得出了与我相似的观点”。两位年纪相仿的世纪老人的相会、相知，自然成为学术界和我国学术史上一桩美谈佳话。

在这里，我们尤其清晰地看到，费老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而且有着广阔的视野，写出了这篇多学科相结合的经典范文。从写作技巧和立意方面说，我也喜欢费老说的“行文格调”：“不讲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要写看得到的事实，多想这些事实的意义”。由这篇文章引导，我又购回北师大出版社出的《费孝通学术精华录》，从中较多地了解了费老的治学领域、精神和方法，获悉费老知识渊博、着作等身，尤其在建设中国民族学、社会学方面，可谓筚路蓝缕，成就至大。从此，我开始关注费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其中包括从获赠的《群言》和《山东盟讯》两刊上传递的信息。

(三)下面我接着说说前面提到的沈阳玉文化研讨会，那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首先要交代的是，费老何以会发起这样一个与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与国家经济建设关系不太直接的学术会呢？还是引用费老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吧：“新千年伊始，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转型时期，世界经济开始走向一体化(或叫全球化)，但世界的文化还是多元的，这个矛盾在21世纪如何解决？我认为我们不必去争论是西方文化优越还是东方文化优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长补短、相互兼容，以达到…全人类的多元一体。问题之一，首先是要进行文化自觉，…我们应该将那些能代表中国文化所独有部分，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并展示于世人面前。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玉器” 。“我们是否可以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把考古学的研究与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同价值观念联系起来”。在会议的闭幕式上，他又强调指出：要“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这便是我建议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原因和目的”。由此，我理解了费老的心思，可以说，玉文化课题的提出，是紧扣“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他高瞻远瞩，再次显示出他的大家风范。

由玉器到玉文化，诚如费老所说，玉器，最初就是块石头，发展为玉器之后，便注入了高领域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而由普通装饰品成为礼的载体，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便进入了深层的文化范畴。

玉文化的提出及其专题研讨的意义也非同寻常。从考古学科说，考古学多从玉器的质地、品类、形制花纹和工艺技术方面，进入到社会功能和价值层面进行研究。而费老更强调要把包括玉器在内的物的研究与精神文明，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特色部分结合起来。他说：“不要把遗迹遗物孤立起来，要把它们放回到古代社会之中，叫被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说话。” 为此，他赋予考古人员以科学的、历史使命：“利用古玉来解经读礼”，做“古代人类遗迹遗物的代言人”。他一下子就把中国的玉文化，提升到“世界范围的多元一体”的认识高度。他提示我们，因为世界文明中包含了中国特色的玉文化在内，“会更加灿烂光辉”。另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江浙和西辽河流域玉器的不断发现，品类增多，有学者结合古文献中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的记传说，提出“中国于新石器时代之后，三代之前，存在一个“玉器时代”的观点”。当然，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认为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历经前仰韶时代- 仰韶时代-龙山时代(以后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三代)，三大文化段是紧紧衔接的，且都有玉器，而玉器的使用，局限性大(多见于精神领域)，始终未在生产领域起多大作用。我以为，是费老玉文化的提出和专题研讨，使这一争论戛然而止。苏秉琦先生则强调：“玉器被当成礼器，王权象征物……”，说明中国的文明起源“比青铜时代为早”。

费老于世纪之交，提出“进行文化自觉”，“这个大而又大的题目”对我触动很大。在沈阳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明白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这便勾起了我的一个个念想。“念”我们的“国服”，何以只有百年工夫，露颈袒胸的西装未经改造、创新，就由城市而漫延到了乡村，立领直襟的“国服”上衣就不好看、不兴用了呢？我堂堂中华享誉世界的“衣冠王国”之称就此终结、拱手让人了？!可笑复可悲的是，几个服装商缝制出一种立领对襟衫，美其名曰“唐装”，这就很误人子弟兼忽悠外国人了。其实，就是一种行市近百来年的褂子嘛-满族马褂之改制，相对于西服称“中装”可矣! 稍微有些历史知识、或看过一二个有关唐朝电视剧的人都知道，“唐装”主要为圆领长袍(衫)，小口长袴。“想”，我们喜闻乐见的大屋顶和世居的起脊式民居，以及它们的载体四合院，怎么拆的拆迁的迁，瞬间就成了大熊猫的同类，被划作遗产保护了呢？即有这一点点“恩惠”，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环境和氛围-数千年的居住习惯，就这样被火柴盒式、烟筒式的灰色大楼强行革了命。从此，“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同在一个屋檐下”之类充满人生哲理的语句，城市人就再也无从体认，只能诉诸考古来理解了？还有，人类文化的至宝，我们的方块字，也险些被拉丁化了去；而有些文字则又被简化得面目全非，再也看不出它的源头缘起儿。据说，许多人因为已习惯电脑打字，偶而再提笔忘字者有之；有字而写不成形者更是比比皆是。与之紧密相连的“中文”，还在30年前电视机刚普及之时，余光中先生即发出“哀中文之式微”和“文字不再为功”的感叹。而今电脑已近普及，听说又在提倡“无纸办公”，那汉字、中文，乃至书法，这一个系列的优秀文化的延展，岂不是真的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如此等等。 我们是该照费老警示的，认真“进行文化自觉”了，看看，想想，检验一下，哪些是我们的优秀文化，又该如何保持、创新和传承，以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面对当前世界的挑战。费老选择“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可谓慧眼识金。我们从物质文化史或者考古学的角度看，玉器、玉文化的发展脉络，就是从一块普通的石头(料)，到被识出是“石之美者”-“美石”，到用作小件装饰品的管、珠、坠类，再到大件璜、璧、琮、钺类的礼乐器，渐渐地多了文化色彩，最后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义 (“唯玉通神，”)，道德标准(“以玉比德”)，和社会地位的代表物(“君子必佩玉”)，甚至成为王权的象征(钺、冠)。社会一路发展下来，进步到近现代，玉又反璞归真，成为民众化的、普世性的佩饰品，但其经济价值则日隆一日。这个漫长的过程和变化，的的确确是跟随着中华社会的发展脚步而上下推移的；我们也确确实实“透过玉文化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之一斑。

继沈阳会议之后的几年间，费老一直关注着文物-考古学界对玉文化的研究进展情况，而且他还准备了稿件要参加在杭州良渚及其以后的玉文化研讨会，只是因了健康状况而未能亲临会议。目前对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四川三星堆、内蒙赤峰等地又相继召开了专题会议，也都取得一些进展。如在玉器的功能和社会价值方面，有学者从对四川、青海等地出土玉器的测试中，认识到“玉璧有良好的音乐性能”。通过测音，发现凡玉管、玉璧凡成双(组)出土者为礼乐器(具)，这就理解了文献记载中“律管”、“金声玉振”、“其声舒扬”等赞辞之来由。关于和田玉之东传年代 ，以往都推测在两周之时，近年已发现和确认河南殷墟、陕西周原和江西新干等几批商代墓葬中即有新疆来的和田玉，等等。总之，费老倡导的玉文化专题研究，推动了文物-考古学科的新进展，也大大丰富和提高了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文物-考古学界，也正是以这些成果告慰费老的英灵的。

最后，想通过费老召集玉文化研讨会的动议过程，谈一点对他工作和“为学方法”的认识。如果说简单了，就是14个字：立论要实，调查研究，拿第一手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立论不脱离实际，反对唯书、唯上、贩运洋货”。先生早年因坚持在江村做社会调研而顺利递交了在英国学习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一炮打响，蜚声国内外；新中国成立伊始，为建立中国的民族学，他多次到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查访”；改革开放后，为创建中国的社会学系，他出访美国，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并以八十高龄亲临北大讲课、参加研讨；同样的，为了迎接21世纪世界性“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他率先提出“进行文化自觉”，探求(世界各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当拟定从玉器、玉文化入手后，他先约请徐平芳、邵望平等四位考古学家，到家里座谈。几位考古家介绍玉器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他则畅谈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在“文化自觉”中将占有的位置。几经准备，才有次年5月沈阳会议的顺利召开，和接二连三的玉文化研讨会，从而把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似这种脚踏实地的、严谨做学问的作风，费老是一以贯之的，为此他才能获取最扎实的材料，得出最科学的结论。我以为，费老之于学术及其在世界学术界的影响，正应了四个大字：“金声玉振”!

主要参考书目：

1.马勇：《梁漱溟传》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12

2.梁漱溟：《值得感念的岁月》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范鹏：《道通天地·冯友兰》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4..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12、24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9；又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0-1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6

5.费孝通等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7

6.《费孝通学术精华录》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6

7.辽宁省考古所编：《玉魂国魄》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8.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群言》  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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